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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了势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-【zixu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8:19:34 阅读: 来源:融雪剂厂家

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,跟我说,受不了了,这哥们儿,饭桌上一开口就是“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……”

其实,这也很正常,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巅峰的记忆呢?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,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,身上喷的香奈儿,坐进一辆奔驰600,一个人能凸现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,就是他拥有的记忆。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。

不过,这股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。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,在各种场合作报告,像开忆苦思甜会,从来不提“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”,开口总要从“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”说起。这也不是一个孤例,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,莫不如此,要么是“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”,要么是“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”。最绝的是周其仁,绝少谈出国经历,爱说“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”。据说他每说到此,在座的女生都显露出无比崇拜的神情。

难道这些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,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、当学徒、打猎的时光,是他们巅峰时期的经历、最幸福的时光?中国有7亿农民,教授才有多少啊?不能简单地这么说。

记得上个世纪末,社会风气不是这样。那时候站在讲台上的,一开口都得是“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”、“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”,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。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?

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,给我很大启发。他有本书,叫《区隔: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》,其中讲到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自己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熟稔,来标志自己的地位,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。

当年改革开放开始不久,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,任何海归,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,都沾了西方世界文化资本的光。现在,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。

于是,在这些新海归面前,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。只有开口就是“兄弟我种地的时候”,如何如何,这才是院长、主任级别的范儿,才能让他们望尘莫及,甘拜下风。念过哈佛又如何,你下过乡吗?不服不行,大哥就是大哥。

这并不是指在教授中有这种现象。所谓社会科学,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,人就像小白鼠一样,在规律中活着。有个著名的段子,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“大院的孩子”,而说起她自己却“是胡同里长大的”,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:按说胡同里长大的,多数是城市贫民,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。陈丹青后来才明白,刘索拉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,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“大院儿”高级多了。这应该是一样的道理。

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,不过我确实相信,“势利”不是一个贬义词,只有理解了什么是“势利”,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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